最近一段时间，在一些境外“关心着”我们人民解放军建设的“朋友们”的热情炒作下，“瓦良格号”将被命名为“施琅号”的消息在各媒体、尤其电子媒体上，炒得沸沸扬扬、莫衷一是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瓦良格号侧影

有些网友有鼻子有眼儿说：施琅将来的编号：“83”系我军第一艘航母训练舰，年底前就会装备给海军

兵种指挥学院。

也有的网友分析：大连舰艇学院配备“郑和”（81）号和“世昌”（82）号两艘现代化大型远洋训练舰，从我海军现有训练舰的命名规律来看，训练舰以古代海上英雄人物命名——81舰为“郑和”号，82舰为“世昌”号，由此推断“瓦良格”命名为“施琅”号也就顺理成章了……

这个事，军委首长会把它命名好，不用大家操心。笔者觉得，这种跟风与炒作，意义不大。

更有意义的，倒不如一起了解一下施琅将军父子——那真是，“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”……

我不愿意说教什么，只想摆出些事实，仁者仁、智者智吧。

施琅将军石像

据清史记载，施琅（1621—1696）字尊侯，号琢公，福建晋江人。原为郑成功部下，后投降清朝，被任命为同安副将，升至福建水师提督。早在康熙三年（1664）他就提出：“郑经遁台湾，若不早为扑灭，使其生聚教训，而两岛必复为窃据。当乘其民心未固、军情尚虚，进攻澎湖、直捣台湾。庶四海归一，边民无患。”当时的靖南王耿继茂、总督李率泰都曾就此与施琅商议，合疏提请进剿事宜。

康熙三年十一月，施琅奉命率兵进发台湾，“舟师行至洋面，骤起飓风，难于逆进而还。”清廷命有关将弁酌情妥为商议，伺机进取，再攻台湾。

康熙四年（1665年）三月二十一日，施琅第二次率军进征台湾。二十九日，舟师已驶入外洋，又遇飓风，不得不返回。随后，连日狂风大作，施琅等只得驶回金门。

四月十六日，施琅又一次率军进发台湾。十七日，军至澎湖口，“骤遇狂风大作，暴雨倾注，波涛汹涌，白雾茫茫，眼前一片迷漫。舟师不及撤回，皆被巨浪凌空拍击，人仰船倾，悲号之声，犹如水中发出，情势十分危急。”施琅所乘战船也飘流至南方，十八日方驶至潮州府属表卫。二十六日，施琅返回厦门。

施琅在两年之内，三次率军进发台湾，均因飓风所阻，劳师而返。连连遇挫，仍矢志不移，他向朝廷表示：“竭诚效命，矢志灭贼”，“挑选精兵，约期复征。”

康熙六年(1667年)十一月，施琅所上《边患宜靖疏》中明确提出：郑氏在台湾“恃险负固，虽戢翼敛迹，未敢突犯，而蜂虿有毒，沿边将为不宁。”“为今之计，顺则抚之，逆则剿之。若咨其生聚教训，恐养痈为患。”“以臣愚见，不如乘便进取，以杜后患。”“且数年以来，沿边江、浙、闽、粤多设水陆官兵，布置钱粮，动费倍增，皆为残孽未靖之故。如台湾一平，防兵亦可裁减，地方益广，岁赋可增，民生得宁，边疆永安，诚一时之劳，万世之逸也。”

施琅的奏疏，受到了朝廷的高度重视。康熙七年（1668年）正月十日谕旨：“渡海进剿台湾逆贼，关系重大，不便遥定。着提督施琅作速来京，面行奏明所见，以便定夺。”

康熙七年四月，施琅再上《尽陈所见疏》中写道：“伏思天下一统，胡为一郑经残孽盘踞绝岛，而拆五省边海地方，画为界外，以避其患！自古帝王致治，得一土则守一土，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复割弃？”倘若不平定台湾，而严迁海之令，不仅“赋税缺减，民困日蹙”，海防所需，钱粮浩繁，“年年协济兵食，何所底止？”且郑氏在台，“惧罪之弁兵及冒死之穷民以为逋逃之窟，遗害叵测。”更有甚者，倘若郑氏“收拾党类，结连外国，联络土番耕民”，窥伺边场，则更将后患无穷。

因此，可以认定，施琅是最力主平定台湾的朝臣。

加之，施琅本系叛郑投清，其子侄尚在台湾，清廷对施琅心存疑忌。因此，清廷没有采纳施琅的平台之议，而是实行招抚之策。

清廷撤福建水师提督，授施琅为内大臣，晋伯爵。从此，施琅留任京师，长达13年。这期间，他始终不忘规取台湾，密切关注东南局势。深知“鲸穴未捣”，必为边患，“慨然有澄清之志”。

为此，他于“朝退休闲，翻阅二十一史，鉴古今成败及名臣言行可法者，一一具志诸胸中”。

“三藩之乱”爆发后，郑经卷入叛乱，一度占领漳州、泉州、潮州等地。施琅“每蒿目时艰，歔欷扼腕，声泪俱下”。

于是，他更加紧研究“风潮信候，生崖断港”等海战诸技，力求“审进退，料彼己”，以备朝廷之用。他还常与福建籍在京官员李光地等人谈论平海方略，“指画明悉，凡征战机宜，以及绝岛巨浸、险阻阨塞之处，如列诸掌”——可以说，大学士使李光地成了最解了施琅能力的人。至于姚启圣的慧眼识珠，则是后来的事了……

康熙十七年，姚启圣担任福建布政使时，了解到郑经对原福建水师提督施琅“畏之如虎”，福建全省之乡绅、贡生举人、文武官员乃至普通百姓，多认为施琅乃是出任水师提督的最佳人选，姚启圣遂向康亲王杰书保举从未谋面的施琅任水师提督，请其上疏向康熙举荐，然而杰书却对此建议置之不理。

不久，郑军在刘国轩的率领下，占尽闽南诸地，福建总督郎廷相、提督段应举被撤职，改由姚启圣任福建总督，吴兴祚任巡抚，福建水陆提督则由江南提督杨捷兼任。

姚启圣、吴兴祚、杨捷奉命就任后，再次上奏朝廷，亟言福建军情紧急，战事正频，恳请圣上钦点一名威名素着、深识水性且又熟知海战之人，前来福建任水师提督。

姚启圣等人此举，在于委婉推荐施琅。

当时的清廷，“深识水性、熟知海战”之人，惟有施琅一人，他们提出任职水师提督人选的具体条件，意在以委婉方式提醒朝廷注意施琅这个人才。

但因施琅的长子尚在郑军中，康熙心存疑虑，故而并未采纳。却调京口将军王之鼎出任福建水师提督，仅仅因为其人曾任漳浦总兵，对福建略有了解。

王之鼎接旨后，星夜赶至福建上任。不过，他到任后并不是马上操演军队、整练兵马，而是急于写请辞报告，接连不断地向康熙上疏说自己不习水战，不知海岛地形，为免有误朝廷大事，请求康熙另调有才智之士担任水师提督。

数月后，康熙因其确实不识水战，而将其调四川提督。

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四月，康熙任命曾在洞庭湖大破吴三桂有功、时任湖广岳州水师总兵的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，统辖福建的全部水师。

万正色到任后，加紧建造战船，编练水师，准备进攻金、厦各岛。

金、厦二岛关系重大，清军此番进攻只许胜不许败。福建清军兵多粮足，并有康亲王杰书、总督姚启圣、巡抚吴兴祚、将军赖塔等指挥，与郑军角逐于陆地显得尚有余力。

可是，惯于海战者却仅有水师提督万正色一人，而跨海攻岛之战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，又取决于水师。

自升任福建总督，姚启圣深感责任重大，希望有所作为。他知道，在清廷诸将中，对付郑军最强者，莫过于施琅，此人熟悉金、厦二岛，且于康熙二年（1663年）曾率水师战胜过郑军，顺利攻取金、厦，具有进取两岛成功的实战经验。

有鉴于此，康熙十八年七月，姚启圣会同巡抚吴兴祚、提督杨捷联名上疏。由于当时万正色已出任福建水师提督，因此他们在奏章中提出了两个方案，供清廷选择：一是由施琅以靖海将军的名义，总领水师之事务，万正色协同施琅统辖福建水师；二是将万正色移调为广东水师提督，由施琅独领福建水师。

在这份奏章中，他们介绍了施琅的出色能力，称施琅是郑军畏惧之人，并说他在福建地方文武官员及乡绅民众中颇有口碑，是担任福建水师提督的理想人选。甚至姚、吴、杨三人愿意为保举施琅承担责任，并明确指出对施琅的忠诚不应怀疑。姚启圣在《忧畏轩奏疏》中写道：“施琅即有一子在海，尚有六子在京，其京中家口数百，岂肯为一子而舍六个儿子与数百口家眷乎？”

然而，朝廷的态度让姚启圣等人失望了。

史料记载，康熙将姚启圣的奏章交与议政王大臣讨论，议政王大臣商议后，认为万正色曾立有大功，完全能胜任水师提督，无须就水师提督一职重新安排，驳回了姚启圣等人的建议……

姚启圣并未放弃对施琅的保举，继续在福建上下为施琅的复出奔走、呼吁。屡屡保举施琅的姚启圣与施琅并无私交，而是基于深入的调查了解，以及希望边海早宁的期待，方才四方奔走、操心劳神。

姚启圣出身行伍，深知要彻底战胜郑军，非由施琅充任水师提督不可。早在姚启圣任布政使之时，为物色、推举福建水师提督的人选，已对施琅首任水师提督的实绩和表现进行了广泛调查。

在当时的福建，上有康亲王，下有督、抚、提等大小官员，若从个人得失考虑，大可不必为水师提督的人选劳心。姚启圣的行为表现出强烈的责任心，表现出其对朝廷的耿耿忠心，表现出剿灭郑氏台独集团期待国家一统的使命感……

好在，值得庆幸的是，没有施琅参与的清军在姚启圣、吴兴祚、万正色率领下也大败了郑军，攻占了金、厦，郑经残部，退回台湾，自此一蹶不振。

据《清史》记载，姚启圣在攻取金门及厦门后，即奏请圣上，由他统兵进征澎、台，他写道：“郑经不灭，则广东、浙江、福建山海之寇终难殄绝。臣愿亲督水师进取台湾。”

这是自施琅入京为内大臣后，清政府内部首次提出对台用兵的意见。然而，时任福建水师提督的万正色却反对对台用兵，认为“澎湖远悬外洋，且港口迫狭”，台湾“隘口浅狭，一人守险，万夫莫开。”因此建议对郑氏应“徐行招纳，必自归诚。”

因意见相左，皇上遂令时在福建的兵部侍郎温代、刑部尚书介山、礼部尚书吴努春与福建的督、抚、提一同讨论是否进兵台湾，后温代等奏复：“宜如万正色言。”

康熙十九年（1680年）八月，皇帝谕令：“台湾、澎湖暂停进兵，令该总督、巡抚、提督等招抚贼寇。如有进取机宜，仍令明晰具奏。”同时谕令南下入闽的满兵部分撤回，又令福建驻防兵丁限额为五万一千七百五十人，水师二万人，余者裁汰。

这样，进兵台湾事宜，被搁置了下来。

尽管如此，此时的康熙还是开始考虑转变推行了十余年的专意招抚，欲以武力攻取台湾，这从他在接悉温代等人的讨论意见后所颁发的圣旨中可以看出。

圣旨中康熙既同意暂不进攻台湾，对郑军官兵进行招抚的意见，又不放弃武力进取的机会：“如有进取机宜，仍令明晰具奏”。

这说明，康熙作了两手准备，即先行招抚，若不能奏效，遣师攻取。皇上的态度表面上看，采纳了万正色等人的建议，实则不然。

现在分析，康熙下令招抚，应该是出于三方面考虑：１、清军刚夺取厦门、金门，希望能挟战胜余威，以收招抚之效；２、以后再打台湾，还要依赖福建水师，而水师提督万正色却反对武力攻取，其意见还得到了兵部侍郎温代等人的支持，自然不能忽视。３、康熙不熟悉海战，对海上用兵持态度谨慎。他曾亲口说：“朕向于陆地用兵之处，筹算可以周悉，今海上情形，难于遥度。”

可以说，康熙自言不熟海战，是有自知之明的。

很显然，进征郑氏必须远渡台湾海峡，事体重大，草率不得，不可贸然下令进兵……

之后，郑氏政权中掌握实权的侍卫大臣冯锡范，从个人利益出发，主张勾结日本对抗清廷，企图成立台湾国，拒绝招抚，从而把郑氏集团推向了灭亡的深渊……

郑经死后，台湾政局不稳。姚启圣探知消息，遂上奏康熙，并建议抓紧有利时机进行招抚，若郑氏集团仍冥顽不化，则应审机乘便，遣兵进征台湾。但万正色却仍固执己见，认为“不可轻议进兵，以滋劳扰”……

康熙二十年（1681年）六月，在接悉姚启圣所奏台湾郑氏集团内部生变的情报之后，康熙敏锐意识到，郑经已死，内部必乱，征台时机，已经到来。

于是，果断中止专事招抚的策略，令总督姚启圣、巡抚吴兴祚、提督诺迈、万正色等，与将军喇哈达、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志，各自率部，务期剿抚并用，底定海疆！

此时，所谓的“剿抚并用”已经转型到以剿为主、以抚为辅的战略上来……